英國金融時報網６月１１日發(fā)表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寫的題為《意大利、民主與歐元牢籠》的文章。文章說，在諸多壓力下，意大利被迫回歸歐盟正統(tǒng)。這是否說明歐盟并不民主？歐元區(qū)諸國是否都困在歐元牢籠中？
５月３１日晚間，從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魚貫而出的歌劇觀眾打開手機，發(fā)現(xiàn)意大利似乎終于有了一個新政府。
他們欣賞的歌劇《阿依達》的結局是，那對命中注定遭遇厄運的戀人在被關押的地牢中雙雙殞命。意大利新政府的部分成員可能將這一幕視為自己國家在歐洲單一貨幣體系內的命運的一個貼切象征。將出任意大利歐洲事務部部長的保羅·薩沃納曾把歐元形容為“德國牢籠”。
然而，意大利新一屆政府如今已承諾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xù)留在牢籠內。事實上，正是在疑歐的薩沃納被阻止出任更敏感的財政部長一職后，聯(lián)盟黨和五星運動組成的聯(lián)盟才獲意大利總統(tǒng)認可。上周，聯(lián)盟黨總部外一處寫著“夠了！歐元”字樣的路標已經被刷上油漆，這進一步表明，聯(lián)盟黨正在放棄其長期秉持的退出歐元區(qū)的打算。
對于研究歐洲政治的學生而言，這一切看起來并不陌生。在布魯塞爾、柏林和市場的共同推動下，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再次被迫回歸歐盟正統(tǒng)。唯一的新穎之處在于，這一次甚至發(fā)生在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職之前。
長期以來，歐盟的批評者一直辯稱，這種模式表明歐盟在本質上并不民主。薩沃納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作了這方面的論述，聲稱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領導的意大利政府２０１１年因法德聯(lián)合施壓而垮臺，這是“一種非民主行為，是主導歐盟行動的思想體系的典型反映”。
隨著歐元危機發(fā)酵，這種觀點在南歐越來越頻繁地出現(xiàn)。希臘前財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２０１３年向塞浦路斯政府施壓比作一場“政變”。在瓦魯法基斯看來，這是后來向希臘施加金融和經濟壓力、成功迫使其逆轉政策的一次彩排。此前，希臘在２０１５年投票否決了歐盟紓困的條款。
圍繞歐盟是否反民主的這場辯論必然會在意大利再現(xiàn)。即便意大利政府不采取任何脫離歐元區(qū)的措施，其在財政政策和移民問題上仍可能與歐盟當局發(fā)生沖突。聯(lián)盟黨領導人、意大利新任內政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承諾將加快對多達５０萬非法移民進行驅逐和拘留——此舉可能引發(fā)柏林的擔憂，且有可能違反歐盟法律。
聯(lián)盟黨還希望對收入實行15%的單一稅率。與聯(lián)盟黨組成聯(lián)合政府的五星運動則支持普遍基本收入。這些政策加在一起，必將令意大利突破歐盟３％的國家預算赤字上限。
如果羅馬方面無視歐盟的財政規(guī)則，布魯塞爾和柏林將作出嚴厲回應。而當意大利發(fā)現(xiàn)自己身受債券市場壓力時，瓦魯法基斯、薩沃納之流將老調重彈：歐盟精英正在密謀與人民的意愿作對。
這種論調的粗糙版本沒什么道理。就減稅和增加支出的自由而言，意大利面對的最大制約因素是該國的債務水平，而非歐盟的規(guī)則。意大利的債務存量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１３０％。按絕對值計算，意大利的公共債務水平高居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只要外界覺察到一絲意大利正在拋棄財政紀律（或者更戲劇性，計劃重拾里拉）的跡象，都很可能引發(fā)意大利的債務危機——無論歐盟作何聲明。
但歐元區(qū)成員國身份的其他方面確實限制了意大利管理本國經濟的自由。加入歐元意味著，意大利喪失了讓貨幣貶值以恢復競爭力、或者通過刺激通脹來縮減債務價值的能力。
有些人會說，這些恰恰是意大利需要改掉的壞習慣。但在經歷１０年疲弱的經濟增長后，許多意大利人甚至懷念通脹和貨幣貶值并存的“糟糕舊時光”。
然而，這些政策只有在意大利退出歐元的情況下才能重新出臺。任何退出歐元、重拾里拉的努力都可能引發(fā)意大利資本外逃——進而爆發(fā)一場金融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歐元是一個“牢籠”。但是這個牢籠是這一貨幣最初設計中的固有特征。歐盟的財政規(guī)則只是一個附加特征。
此外，德國人也與意大利人一起被關在這個牢籠中。雖然與南歐多數(shù)國家的經濟相比，德國經濟顯然極為繁榮，但德國的未來是與那些不夠幸運的鄰國緊密捆綁在一起的。歐元解體引發(fā)的金融危機不會僅僅局限于南歐。德國的銀行和儲戶很快會發(fā)現(xiàn)自身面對風險。由此產生的經濟災難很可能不僅摧毀單一貨幣，還將摧毀歐盟本身——以及德國堅持了５０多年的外交政策。
那個時候，能夠應景的歌劇將不是威爾第的《阿依達》，而是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最喜歡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的《諸神的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