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波才 何媛媛
安康北鄰黃河，南接長江，是黃河與長江文明的重要傳播區(qū)和交流通道。在歷史的長河中，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孕育了老官臺文化的“萌芽”，推動了仰韶文化的“壯大”，見證了龍山文化的“興衰”，呈現(xiàn)了夏商文化的“斑斕”，多角度展示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根脈和波瀾壯闊的文明進程，也誕生了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基因”。
新石器石磨盤
老官臺文化
老官臺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qū)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距今約8000年至6800年，主要分布在陜西、甘肅境內的渭河流域。20世紀60年代，在漢中西鄉(xiāng)縣李家村發(fā)現(xiàn)類似文化，后來被學術界命名為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該類型距今約7100年至6700年，主要分布在漢水流域。它是承襲關中老官臺和白家文化傳統(tǒng)，在吸收陜南文化因素基礎上而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文化類型。
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在阮家壩、馬家營遺址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遺存中均有灰坑，并出土大量打制石斧、石鏟、石錛等生產工具，說明當時人群已開始定居。同時，隨著生活的富足和穩(wěn)定，原始藝術和神靈思想開始萌芽。阮家壩、馬家營遺址出現(xiàn)了大量內黑外紅陶、夾砂灰白陶、泥質黑陶。這些陶器雖然不論是器型，還是器表紋飾和制作工藝，都相對簡單和粗糙，但為“彩陶之始”，為其后仰韶時代彩陶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在阮家壩遺址中，還出現(xiàn)小孩甕棺葬，上碗（盆）下罐（甕），且底部留有小孔，與半坡文化“甕棺葬”形制基本相同。在馬家營遺址一墓葬死者頭部，還放有陶罐、陶缽、石鏟，說明當時人們也萌生一定喪葬觀念和習俗。
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在安康的出現(xiàn)，說明安康及陜南人極有可能是從關中地區(qū)遷徙而來，同為東亞蒙古人種；或是受關中文化影響而演變出來的，屬于同一文化發(fā)展類型。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國延續(xù)時間最長、分布地域最廣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分布于以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的江漢、河湟、中原、河朔等廣大地區(qū)，不僅是中華文明起源的“直根系”，而且是“王權治理”模式的開創(chuàng)者，還是認識、定位周邊其他史前文化的標尺。
安康發(fā)現(xiàn)的仰韶文化遺存主要是半坡類型，從出土遺物可反映出當時社會主要特征：一是聚族定居已基本形成。在馬家營遺址中，發(fā)現(xiàn)一座以河卵石為墻基的半地穴式房子基址，該形制既符合半坡文化“半地穴式”房屋普遍做法，又有明顯的“河卵石墻基”地方作法，彰顯出安康先民的聰明才智和勇于創(chuàng)造的精神。另外，在阮家壩、馬家營遺址中共發(fā)現(xiàn)甕棺葬7座、灰坑58個，反映當時先民已開始大規(guī)模以氏族為中心，進行聚落定居；很有可能還出現(xiàn)了公共墓地，因甕棺葬為夭折未成年人，受氏族制度約束，不能埋入成人墓葬區(qū)，往往葬于居住區(qū)附近，希冀受到家人呵護和照料。二是原始農業(yè)已具規(guī)模。在阮家壩、馬家營、嵐皋肖家壩等遺址中出土大量磨制石斧、石鏟、石錛、石磨盤等生產工具，特別在馬家營遺址一罐內發(fā)現(xiàn)碳化粟，說明粟已打破傳統(tǒng)認識“北粟南稻”，已從北方傳到漢江流域，甚至有可能還傳到江漢地區(qū)。當時除種粟外，安康還有可能兼種水稻，是“水稻北傳”的重要通道。近年，有關科研機構在對緊鄰安康的漢中龍崗寺遺址出土炭化植物遺存浮選中，不僅發(fā)現(xiàn)粟、黍粒，還發(fā)現(xiàn)水稻谷粒。三是制陶技術日趨成熟。在阮家壩、馬家營、馬嶺壩等遺址出土陶器中，不僅出現(xiàn)了甕、盆、尖底瓶等新類型，而且在紋飾上增加了變體魚紋、寬帶紋、平行條紋、三角紋等抽象符號，部分還原底施彩，且多為黑色彩，應為半坡文化中晚期。在馬家營、漢濱柳家河遺址中，還發(fā)現(xiàn)了捏制蛇形陶器、人面塑像等，尤其是人面塑像古樸拙野、惟妙惟肖，極有可能是巫師或氏族首領形象，無疑說明當時陶塑藝術已開始萌芽，或許賦予了原始崇拜、信仰等一些獨特功能。
安康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雖然非常少，但從出土器物來看，極具代表性和區(qū)域性。一是陶紋。在阮家壩、馬家營、漢濱柏樹嶺遺址陶片中，發(fā)現(xiàn)以圓點、勾葉、弧邊三角形等元素構成的鉤葉圓點紋。它是廟底溝類型的典型紋飾，反映魚紋轉向鳥紋再向花紋轉化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廟底溝化”正向四周強勢漫延，華夏文化和民族進一步融合，“早期中國文化圈”日趨形成。學者王煒林、楊利平認為：如果說半坡文化彩陶代表一種約束性“禮俗”，只在比較小的社會集體中得到認可的話，那么在較大范圍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廟底溝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則已成為一種“禮制”，這種寓禮于陶、器以藏禮的模式，為夏商乃至秦漢以后的中國奠定了基礎。二是陶鼎。在阮家壩、馬家營遺址中共出土陶鼎7件，其中阮家壩陶鼎與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陶鼎相近或相同；馬家營陶鼎與鄭州大河村遺址陶鼎、淅川下王崗遺址陶鼎接近。說明，這個時期以漢江在文化傳播上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一類文化，屬銅石并用時代，距今約4500年至3800年，分布于豫、陜、鄂、蘇、皖等地區(qū)。它的出現(xiàn)標志早期中國文明已形成，社會已進入“邦（古）國”時代。
目前，在漢水上游發(fā)現(xiàn)的龍山文化遺存并不多，主要見于白馬石遺址。在其遺存中，發(fā)現(xiàn)大量紅胎黑皮陶片，陶色較為純正，多為素面磨光，部分為弦紋、劃紋，符合中原龍山文化“黑陶”的普遍特征，但與關中龍山文化“以灰陶為主，多為泥質，普遍飾籃紋、繩紋”的面貌大相徑庭。另外，還發(fā)現(xiàn)了高領罐、杯、器座，同湖北地區(qū)白廟遺址等龍山文化陶器風格非常接近。當時，中原龍山文化極有可能沿白唐河南下，到達漢江中游地區(qū)，又沿著漢江溯源而上到達十堰、安康、漢中等地。
如果對照歷史事件，安康龍山文化的產生極有可能與“禹征三苗”有關。當時，中華大地已形成華夏、東夷和三苗三大集團，安康屬于三苗勢力范圍。自堯、舜以來，華夏與三苗戰(zhàn)爭不斷，到禹時期已進入白熱化�！赌�·非攻下》記載：“昔者三苗大亂， 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袛，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 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經此一役，三苗勢力徹底退出江漢地區(qū)，從此再無力北上爭雄，而華夏集團則將勢力進一步向南擴張。迄今，安康仍保留許多有關舜、禹的傳說和史跡，如漢濱“媯墟”“虞帝陶漁河濱處”、旬陽及石泉“禹穴”“禹王宮”等，或許就與中原龍山文化南侵有關。
夏商文化
夏商時期是我國文明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我國進入國家和文明社會的開端。迄今，安康雖然發(fā)現(xiàn)此時期的遺存和遺物較少，但白馬石、馬家營、阮家壩等遺存呈現(xiàn)的文化面貌和特征，足以說明安康與中原文化交流與互動的頻繁，見證和反映了夏商王朝在漢水流域的歷史演進脈絡。
學術界普遍認為，夏代約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白馬石、馬家營遺存為夏代早期，呈現(xiàn)一定中原文化特征，如平底盤、高柄豆、直筒杯、直壁杯幾乎與中原同類器型十分相似。據(jù)考證，此時期中原二里頭文化的擴張勢力達到頂點，它向安康傳播的路線，基本與龍山文化傳播路線相同，但往往以搶占戰(zhàn)略要地為主要目的，進而控制通向漢江地區(qū)的咽喉要道。
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商代約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分早、晚兩個階段。早商時期，漢水上游遺存以寶山文化為代表，無論青銅器，還是陶器，都帶有明顯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如青銅器上的獸面紋、夔紋、云雷紋、連珠紋、渦紋、蟬紋基本與中原商文化基本一致，還有喇叭型觚、圓（折）肩型罍、深腹型簋等都能在中原商文化中找到。此時期，商王朝為控制廣大南方地區(qū)，搶奪銅礦資源，在盤龍城建立軍事?lián)c。白馬石、馬家營、阮家壩等地，極有可能是盤龍城勢力溯漢江而上，在漢江上游建立的據(jù)點，在馬家營遺址中發(fā)現(xiàn)許多戮殺骸骨和亂葬坑。晚商時期，商王朝頻繁遷都，盤龍城廢棄，商文化整體北縮，寶山文化開始向成都平原發(fā)展，成為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
夏商時期，安康地區(qū)是中原文化西進漢川、南下江漢的重要通道，也是不同來源文化在此交匯、融合、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區(qū)域，表現(xiàn)出“泥質黑皮陶”“石棺墓”等獨特文化個性，為后來西周文化的進入，以及方國文明的發(fā)展和繁榮提供了歷史條件。
